泰瑞称这些心灵忧伤的妇女为“孤独哀伤的群体”，她们打胎后的困扰，在早期因怀孕慌乱得到解决、生活得以回归正轨而压下。可是，堕胎所留下的伤痛，不会因解决了“当下”的烦恼便消失；而是会持续依附在心内，常伺机再度冒出头来。尤其是当她们后来发现自己不育，或经历小产时，不少会悔咎当初不珍惜骨肉，以致要承受不可再怀新生命或流产的恶果。

就算曾堕胎的女性再次成功怀孕，可是在做产前检查的时候，用超声波看到胚胎一直慢慢成长的各个过程，往往不期然地便想到从前以为只是一团组织，原来是活脱脱一条不断成长的生命，因当初的一念便扼杀了。一直深藏内心不让自己触碰的难过之情，常会不可控地涌上心头。又或者，有些妇女并未再计划生育，看到了关于胚胎生长的纪录片，也会产生愧疚之心。

也许你会说，今时今日在大部分西方社会，已没有了早期道德或宗教的羁绊。可是，即使女权运动支持者雄辩滔滔地争论女性堕胎的权利，却鲜有曾选择人工流产的妇女站出来，谈自己的勇气和感受。堕胎作为一个公共议题，支持者可以奋勇地激辩；但堕胎作为一位女性的个人经历，却相对极少见详尽轻松喜乐地分享。为什么呢？

因为，女人与生俱来的母性，是超越文化及时空的。一个女人怀胎后，便会自然生出与体内孩子的身心情牵。若这心连心的系链被切断，即便是妈妈自己的决定，其心灵深处也犹如被夺走了一块重要的部分，留下一个无底洞难以填补。这种天生的母亲悟性，不仅刻在远古的日本女性心中，也刻在当下先进国家的妇女心中。虽然美国自1970年代已将堕胎合法化，女性自主权及非宗教的论调已成为主流，但是，母子连心仍跨过时空、种族、文化，根深蒂固地潜藏在母亲心底深处。

从泰瑞的辅导经验中，不论是未婚或已婚，经历一次或数次人工流产的妇女，大多数都深觉身心所失的哀伤。在堕胎已广为大众接受的古代日本，当然很少人会安慰或体恤要拿掉腹中块肉的妇女；但是，即使在堕胎文化已深入民心的现今美国，大部分堕胎诊所在术前术后，亦极少关注堕胎妇女母性使然的不舍及失去的忧伤。即若有妇女寻求支持堕胎的辅导员开解，持这种立场的专业人士，多会解释其为情绪波动，是身体荷尔蒙的反应，或者另有令她愁烦的主因，与打胎无关。

可是，正由于人工流产后女性没有机会或空间面对哀伤，要求或支持她堕胎的男友、丈夫、父母或友人，通常亦不想旧事重提，以致当事人只能逃避伤心的情绪，或刻意忘记，若有朝一日痛苦浮涌上来，便只有孤清地默然哀恸。

不幸地，不少反对堕胎的宗教团体，也犯了支持堕胎者的疏忽，把焦点放在堕胎这个议题的论辩上，但是对曾接受堕胎的当事人，鲜会花心思怜恤和眷顾。以致心坎滴着血的妇女，在教会更不敢分享自己的过去，甚或远离教会人士。

正如在十六岁便怀上了男朋友的孩子，最后选择堕胎的托里·肖（Tori Shaw），在I Had a Secret for Seventeen Years: A Story of Redemption and Healing after Abortion（暂译为《我有一个17年的秘密：作为保守的一员，堕胎后救赎和治愈的故事》）一文中所言，她纵然后来信主，也不敢向任何人分享，并因信仰而更自咎，无法从罪责感中得释放。直至她遇到一位过来人，向她坦承堕胎带来多年沉郁无言的痛苦，才让她恍然大悟，自己并不是唯一孤清地独自哀恸的人。

曾经堕胎的女性如何走出多年隐藏的伤痛呢？根据泰瑞及丈夫保罗的建议，有五个主要的步骤：

一、面对往事

首先，她们必须从积压已久的痛苦情绪中释放出来，因为这些情绪有如未被医治的感染，常会被某些事情（如堕胎周年）或场景（如好像堕胎吸管的吸尘机声音）再次勾起心灵创伤，甚至会不断循环对身心造成的伤害。

托里在自己再度怀孕却又小产时，心境陷入了低谷。后来为堕胎妇女而设的查经班，引导她重新面对堕胎过往。虽然过程不容易，要重温不想回顾的残酷抉择，但最后也因这样的正视和分享，她不再为埋在心底的禁忌所折磨，能够有勇气检视这经历对她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