即使劳工跨过分歧，同仇敌忾，面对联合果品公司这样财雄势大的公司，事件竟然可以发展成血腥镇压。其中最为人诟病的便是1928年哥伦比亚劳工示威，军人向示威者开枪（史上称为香蕉屠杀Banana Massacre），军方解释是因惧怕美国借此派兵入侵，并声称示威者是共产党，但是有议员认为军方乃听命于联合果品公司。

联合果品公司为了维护自身的果园利益，有时还会直接影响当地政局。例如在本来已经耕地不足的危地马拉，该公司买下大量耕地（占全国的42%），令不少农民失去生计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·阿本斯·古斯曼（Jacobo Arbenz Guzmán）遂推行农业改革，重新分配土地（尽管推行时也出现不公平现象）；不过该改革也触犯了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。其时正值东西方冷战，联合果品公司成功游说美国政府，宣称危地马拉的改革是苏联共产党的阴谋，美国中央情报局随之介入，总统阿本斯终被军变推翻，土地改革付之东流。

马特·加西亚表示，由食物衍生的不公义，不只存在于美资在国外的垄断行业，还跨境延伸至美国农产业，例如，1942至1964年，美国与墨西哥达成客工计划（Guest-worker Program， 即Bracero Program），招聘短期合法农忙工人，令美国农产作业更趋大型扩展，走进资本工业化的流程；然而，恶劣的农田临时居住及工作环境，引来多次罢工行动，加上美国工会批评此计划是剥夺了本地工人的工作额，客工计划终于画上了句号；代之而起的是成千上万涌入的非法劳工，但不论工资或环境都未改善。

同样的，从牙买加来美的客工，凭借数代积累的种糖经验，令佛罗里达州在20世纪六十年代跃升成为美国的产糖王国（America’s Sugar Kingdom）；可是当这些客工年老体弱时，便被弃之若敝履，受逮解出境。

不过，外劳被拒之门外，并不代表本地农民的生活得以提升。由于农业大财团日趋工业化，小农为竞争，也争相借贷购买机器耕作，以致有时债台高筑，无以为继。畜牧者也难以抵挡大企业控制售价的压力，例如泰森食品公司（Tyson Foods）便曾要求小畜户降低牛肉售价，以致不少畜户要在饲牛时增加荷尔蒙及抗生素，以使牛加速生长和免受感染。即使不是直接的农产巨头，大型分销店如沃尔玛也借巨额购货以压抑来价，减少了小农户的利润，也间接降低农工的收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