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美国老人科医师Robert Butler始创了“年龄歧视”（Ageism）这一新词，以形容社会对年老人的偏见，并很快被牛津英文字典收纳。不过，这个词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各年龄层遭受不公平对待时。
已达七旬的美国女作家Ashton Applewhite更在《年龄歧视》（This Chair Rocks: A Manifesto Against Ageism）中为同辈声援，强烈遣责美国人崇尚年轻（Youth-centric）的文化，将长者推至边缘化（marginalize）；人们所一直追捧的个人主义（individualism），特别是强调靠自己努力向上的部分，间接将需要照顾的长者视为弱者。相对而言，她认为身处东方的长者受到了更多的尊重。
是这样吗？
试看注重长幼辈分又高龄化的日本。不错，家庭社会学权威学者山田昌弘在《社会为何对年轻人冷酷无情》中，描写日本新生代在国家经济衰退下的困境；但是，这并不代表长者的遭遇，比小伙子的景况好。福泽乔撰写的《当我们一起活到100岁》，便记述了这长寿大国正走向嫌老世代，充满贬义的“下流老人”（社会地位向下流），甚至“老害”这样的刻薄词汇在网上随处可见。
要知道，除了发展中国家外，很多比较安定的地区皆朝老龄化、少子化、单身化这方向走。美国到2030年，65岁以上的人口会超过总人口的20%。根据联合国的人口比率推估，新加坡、中国台湾、中国香港年过65岁者占总人口的32%，而日本则高至39.9%。
老化不同于性别、肤色歧视，因为它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，亦即说，是人生的一部分；那为何其他年龄层会歧视自己的将来？
曾任美国医院牧师及老人学会会员的杨东川博士，于《基督教老年学》中指出，老年歧视包括：将老年人定义为无能、不健康或倚赖性强；广纳对老人的偏见批评，强调老人的不快乐；漠视老人参与服务的决心和自由。
更令人气馁的是，不少长者也受到社会氛围的感染，内化了这些偏见，以致老人们未能同舟共济，反而纷纷畏惧老龄，往往虽已踏上夕阳之路，仍然不切实际地渴望永留青春，终身冻龄，与壮年同步。这种刻意回避某一人生阶段的状况，导致大众视自然规律的老之将至为恐惧（gerontophobia），给老人家贴上“他者”的标签，再附以不同的负面定位：
（一）长者增加医疗开支？
我们必须厘清，老化不是一种病。诚然，有些病与年长有直接关系，例如：失智症（Alzheimer’s disease）、动脉硬化（atherosclerosis）等；可是，我们是否可以为了自己将会患病，就可以现在的病者呢？
事实上，二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人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健康的一群。依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（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）的硏究，年老人口的医疗费并不是发达国家的最大开支。就以美国为例，倍数增加的医疗支出主要源于新科技的广泛应用。
从另一角度看，一些为长者提供的医疗便利，其实社会大众都共同受益，例如网上连线看病（telehealth）。加州尔湾大学（University of California, Irvine）的实验计划指出，网上医师可指导病人在家使用电子检耳道机、听心仪等；数据的实时传送，等同医师亲临现场的检查，能省却大量资源及病人的舟车劳顿之苦。不少在职妇女认为，此服务若成真，那么将来孩子生病便不用大费周章告一整天假，又要困在候诊室令儿女和其他孩子交叉感染病菌了。
此外，老人在一般医疗判症时也常受到忽视。本来医治方法的取向，应基于个人健康情况而不是年岁，因为健壮长者的存活率不比年轻人低；但是对老人体格偏颇的看法，常会导致错失治病良机。例如在2012年，当英国立法将歧视老人列为非法时，皇家外科医生协会（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）和英国长者会（Age UK）在汇报中便承认，有年长病人确实基于岁数而未能接受关键性的手术。
同样地，医疗界在诊断长者病况时，也容易将他们的病症，例如抑郁、自杀倾向等，误诊为失智，阻碍了对症下药和早占勿药的契机，更会引致医疗资源的错置或浪费。而对医治老人有更精专训练的老人科（Geriatrics）医生却往往人数不足，就如在美国，医学院规定内、外、儿、妇产科是必修科，但只要求少量的老人科学习；医科毕业生亦只有少于1%的人愿意选择老人科作专科训练。如此悬殊的比例，怎能确保质与量运用得合宜呢？
（二）长者拖垮社会经济？
一个人年老后必定贫病交迫吗？长者在多年照顾家庭或贡献于社会后退出职场，为什么比失业的年轻人、单亲妈妈、残障人士更不值得我们眷顾？
在日本15至64岁的人口中，有115万人待在家里足不出户，被称为“茧居族”。有将近一半的人茧居时间超过七年。这些人有部分会过渡成为终身在父母羽翼下过活的中年“啃老族”，直到双亲白发苍苍仍没有谋生能力。日本NHK电视台便曾追踪这些长期依附爸妈过活的宅儿女，有些在父母过世后，耗尽遗产最终竟走上自杀之途。这种情况，是谁拖累谁呢？
与把长者视为予取予携的负面形象相比，不少老人家其实是社会中坚的消费者，并不是包袱。美国银发族单在2015年花的钱，便支持了8940万个职位，达全国工作的六成以上；因此，老人如其他年龄层的人一样，皆具带动经济的能力。可惜，市场常常忽略这群人的购买力，电子产品在设计上便很少着眼老年人的适应力。
此外，越来越多崇尚健康的年长者愿意加入义工行列，他们无私又无偿的付出，令更多有需要的人受惠，也变相减轻社会照顾弱势社群的支出。同时，很多老人在配偶身体走下坡时，都因多年结褵之爱而肩负照顾之责；还有部分因疼惜子女或他们有需要的缘故，帮忙褓育年幼的孙儿，让儿女的生产力得以重投社会。
（三）长寿是祸不是福？
法国著名影星亚伦·狄龙（Alain Delon，又译阿兰·德龙）曾扬言，若他进一步人老色衰，便会寻求安乐死或协助自杀（euthanasia）以了断人生。英国作家Martin Amis在2010年提议，英国街头应设置安乐死摊位（euthanasia booths），让老人家更容易告别残生。
世上的人何以费尽思量去引领长者死得快乐，而不劳心去帮助老人家活得更喜乐呢？若大众的愿景是短寿乃福，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世界？要知道，二百多年前，不少人的寿命不过五十，后来由于科技的突破，人的寿命得以延长，难道这是咒诅吗？
我们必须儆醒，长寿并不等同于社会的庞大支出；体力下降也是年纪渐长的自然现象；随着年长而生的病痛，亦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，并不是什么羞耻的事，也不一定会引致公帑严重流失。事实上，根据美国卫生及服务部（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）2016年的数据，年过65而入住美国安老院的国民由5%减至2.5%；而85岁以上的长者，则只有9%是院友。
社会不应该视人民的老化为畏途，即使一些长者最后需要照顾，我们也须积极摒除负面论述，鼓励大众视老人家为仍有尊严的自主者。任职香港安老院的艺术治疗师殷琦，在《当老而不死》中提出，不论安老院的照护者或家中的陪伴者，都很容易为效率及省时而忽略了长者剩余的自顾能力；但是，让老年人仍有空间参与自己的人生，觉得自己受到尊重是非常重要的，也可延迟失能（身心障碍）或减少依赖他人的程度。
日本就是因应这概念而产生“介护员”的分工，他们不再像以往一样将长者看成单向和被动的需要照护者，而是根据老人家的状态找出不同的切合点，作最大限度延续他们从前的生活努力。比如鼓励中风的老人家尝试自己拿起专用匙羹，盛载喜欢的食物；指导半身不遂的长者在洗澡时，自洁能力所及的部分；和仍能坐轮椅的昔日主妇一起做饭等，皆更能照亮并守护每一个生命。
对选择自己照料亲人的家庭成员，社会亦不应为节省资源而任由他们过度透支，剥夺他们歇息的机会。银发族数目排名世界第五位的英国，其国会在2014年通过了照顾者法，规定政府或参与的志愿团体必须派照护者支援照顾家人的成员，令他们有定时作息的机会，延续守望互爱之情。
人是造物者按着祂的形像而创造的，人生各阶段皆有其风采。可是世上握有权力的人或成功人士，却往往基于成本效益、竞争优势、利己的资源分配，埋怨本来历尽人生起跌磨炼出睿智的老年人，瓜分了社会有限的资产。即使其他年龄层的人也会遭受到年龄歧视（Ageism），然而，最受伤害的，仍是已逐步走入生命终章的长者，因为他们多已不能再将人生翻几翻。
要知道，今朝壮年人，他朝便是老年人，社会岂能对长者凉薄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