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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琛 | 在时间的线与空间的圆之间——观《一个诗歌创作者的心路历程》

你是个有梦想的人吗?她是“天韵诗人”,自认从小没有梦想,却愿意对呼召说“好”,也因此走出一条创作之路。一起来看。

从生命立场出发,撒下思考种子,下笔头头是道。欢迎查看文末海报,了解W230《语文智力课》。

一个时代的声音

四月,我在上海的一场活动中见到了“台湾民谣之父”胡德夫。他说自己写的每一首歌,都与台湾这片土地有关,与原住民的苦难有关,与时代的变化有关。

我坐在台下想:原来一个人的创作,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容器。他不必说“我代表这个时代”,时代自己就住进了他的歌里。那些歌里有山林,有海洋,有被压迫的人,有不肯熄灭的希望。你听的不只是旋律,你听的是一个岛屿几十年的呼吸。

胡德夫的音乐创作,是在1970年代台湾校园民歌运动的浪潮中萌芽的。同一股浪潮,也拍打到了另一群人的海岸——台湾第一个专业的全职音乐事奉团队天韵合唱团。他们从演唱翻译诗歌起步,渐渐转向创作属于自己的中文赞美诗歌:用中国人的音乐,配上浅易的词句,表达信仰的经历。

站在这股浪潮前端的,是叶薇心。她被称为“天韵诗人”,是华人教会圈最具影响力的作词人之一,也是天韵的第一代团员。

我很好奇:叶老师是如何走上这条写赞美诗歌道路的?我也想追问:华人教会里的赞美诗歌究竟承载了什么?是一个时代的信仰面貌,还是某种超越时代、亘古不变的信息?

这些疑问,如薄雾般飘浮在我心头。直到我点开叶薇心老师2025年在云端讲坛的讲座视频——《一个诗歌创作者的心路历程》,仿佛有一缕清风从画面深处缓缓吹来,轻轻拂散了我心头的疑云……

没有梦想的人

踏上诗歌创作这趟旅途,似乎是一种偶然。

叶薇心老师说自己从小没有梦想。她跟一个朋友吃饭,对方问她的梦想是什么,她不好意思地说没有。对方说“我也没有”,两个人笑成一团。她由此得出一个结论: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,其实超过我们自己的梦想。

我小时候是个很爱做梦的人,不切实际、飘在云上的那种。我想过当很多种了不起的人,说过很多长大后要让世界刮目相看的话。那时候觉得,有梦想是理所当然的,没有梦想的人生该多苍白。

然后呢?高考失利,毕业找工作困难,想留在自己最爱的城市生活也失败了。慢慢地,我不太敢做梦了。不是不想,是怕。怕说出来又做不到,怕又一次站在结果面前,发现所有期待都是自作多情。再后来,我连“想要什么”都说不清楚了。身边的人开始讨论买房、结婚、存够多少钱就可以怎样怎样,我听着,觉得那些也是好的,只是不像“梦想”,更像是人生清单上必须打勾的选项。而我,连那些选项都懒得去勾选。

所以当我听到叶老师说“我没有梦想”的时候,心里忽然松了一下。

一个写了四五十年赞美诗歌的人,竟然从来没有梦想。她没有规划过自己要成为谁,没有设定过什么“十年目标”。她只是十四岁被同学拉去教会,十八岁在聚会中走到台前,大四那年有人请她写广播稿,毕业之后就进了天韵。她说这些的时候,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。

我开始想:也许“没有梦想”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,我们被“必须有梦想”这句话绑得太紧,好像没有梦想就不配好好地活。

叶老师的经历告诉我,人生可以不靠梦想驱动——被带领、被邀请、被推一把,也可以走出一条路。那条路甚至比你自己规划的任何一条都要长。

“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,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”

只是,脚步落下的时候,滋味究竟如何?

越侍奉越甘甜?

1975年,天韵第一次去美国巡演。每天晚上,大家聚在一起唱The Longer I Serve Him(《越侍奉越甘甜》)。但年轻的叶薇心在心里嘀咕:这么辛苦,怎么可能会越服侍越甘甜?写歌词的人实在太夸张了。

这句话让我心里动了一下。信仰里有很多这样的话:“喜乐”“平安”“甘甜”……它们是形容词,是状态。但当你还没达到这种状态的时候,这些词就变成了压力。你不敢说“我不觉得甘甜”,因为这样好像说明你的信仰出了问题。

但她说了。不是后来回顾时轻描淡写地说“我当时年幼无知”,而是一种坦率的承认:我当时真的觉得它假。

“上帝真是包容我这样的一个人,在服侍的道路上没有把我踢出去。”这句话里有一种自由——你可以觉得“越侍奉越甘甜”是夸张,但你依然可以继续服侍,继续怀疑,再继续服侍。那个嘀咕和创作者的身份可以同时存在。

诚实比敬虔更重要。创作最怕的不是写得不好,而是假装感觉良好。如果有一天我坐在键盘前,没有灵感,没有感动,甚至怀疑自己写的这一切有没有意义,我可以诚实地说出来,然后继续写。

后来叶薇心去了北欧,看到当地教会的牧师在艰难环境中仍然满怀信心和盼望,她被触动,做了一个决定:把上帝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。

做完这个决定后,她说“通了”。看花、看草、看天空,都觉得活在上帝的创造里。然后她渐渐明白当年那首歌的意思:甘甜不在于环境是否顺遂,而在于你知道“神一直都在”。

对我来说,最触动我的不是这个“通了”的时刻,而是她愿意在“不通”的时候承认自己“不通”。一个创作者的诚实,很多时候不是在写出来的作品里,而是在写不出来、唱不出来、感觉不到的时候,还愿意坐下来面对那张空白的纸。

为谁而写?

讲完自己如何被上帝一步步带领、顺其自然地走上赞美诗歌创作之路,叶老师转而提出了一个每位创作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:为谁而写?

在这个自我表述成为潮流的年代,这个问题似乎多余。许多人会说:想写什么就写什么,不是吗?但叶老师说,诗歌创作者的位置,是在上帝与人之间。不是只往上看,也不是只往内看。不能只停留在自我表达和情感宣泄上,要看见上帝的心意,也要看见人的需要。

这让我想到另一个层面的问题:写作者无法真正超越自己有限的视角。如果写作者只写自己的感受,慢慢会发现翻来覆去都是差不多的内容——我的挣扎、我的软弱、我的感恩。不是这些不真实,而是太狭窄了。叶老师提醒我们注意到那些在“我”之外的存在:她们和他们,更重要的是——祂。

没有人只为自己写。即使写日记,也是写给未来的自己。信仰的创作者有一个具体的“他者”——上帝,以及上帝所爱的人。创作是对话,不是自言自语。

叶老师用她的实践回答了“为谁而写”这个问题:她写了环保主题的《别让地球再流泪》,写了没有明显福音字眼却以圣书价值观为内核的《给我换颗心》。这些作品被一些批评者认为是“离经叛道”,但因为那些不明显传递福音的字眼,他们反而进到校园里,用圣书价值观和孩子们对话。

这里藏着一种张力:信仰的语言是保持纯度,还是寻找“道成肉身”的翻译?叶老师没有给标准答案,而是展示了在这条路上始终要面对的选择。

时间的线与空间的圆

讲座的最后,叶薇心老师说了一个比喻:时间是长长的线,空间是宽宽的圆。我们被托付了这条线和这个圆,终究要向祂交代我们是怎么用的。

叶老师的线很长。从大学毕业后加入救世传播协会,天韵合唱团她一待就是二十七年。1991年,她为《别让地球再流泪》填的词入围金曲奖,同场竞争的是李宗盛的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,当颁奖人黄舒骏和姚谦喊出“叶薇心”的名字时,很多人在问“叶薇心是谁”。她说:“真正的填词人是上帝,我只是与神同工的器皿。”

我最感动的不是她得了奖还把荣耀归给神,而是一个创作者,写了这么多年歌,在主流社会里却几乎是隐形的,但这种隐形没有让她焦虑,没有让她觉得自己的创作没有价值。她的价值感不来自“被看见”,而来自她在上帝为她安排的位置上的坚守。

退休后,叶薇心的生活范围变小了:从于世界各地做大众传播,到厨房、市场、医院。但她说,将来我们是一个一个到神面前的,所以要更专注与神的关系。她放慢步调用心体会生活,也更多安静在神面前默想。

线缩短了、圆变小了,但那条线她还在走,那个圆她还在画……

最初的问题

视频结束了。关掉屏幕,房间安静下来。我重新想起开头那个问题:一个没有梦想的人,怎么就走到了这里?

叶老师的答案似乎是:她并没有走,她是被带的。她没有画地图,她只是回应了一个又一个的邀请——同学的邀请,牧师的呼召,弟兄的引荐。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,但每一次她都说“好”。四十年后回头看,那竟然成了一条路。

那华人教会里的赞美诗歌,究竟承载了什么?

我想,叶老师的创作生涯本身就是一个答案。它承载的不是某一个时代的回声——虽然她的确回应了环保议题、后现代思潮、家庭价值的冲击;它承载的更不是某种脱离尘世的“纯正”信息。它承载的,是一个人愿意站在上帝与人之间,把一端的亮光带到另一端;它承载的,是一段线、一个圆,以及在线与圆之间,一个渺小的人对上帝托付的忠诚。

创作者常常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:要么觉得自己很重要,每一句话都想改变世界;要么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,写出来的东西毫无意义。叶老师的讲座让我看到另一种可能性:你可以觉得自己很渺小,但同时知道自己被托付了时间和空间。线不是你自己拉的,圆不是你自己画的,但你可以决定怎么走。

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线,很短,也很乱;画过的圆,多半是歪的,有些还没闭合就断了。我依然说不出自己要去哪里,依然会在深夜想起那些碎掉的梦。但也许,我需要的不是别的,而是一双愿意迈出去的脚,和一颗愿意说“好”的心。

路还长,慢慢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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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琛

在书店泡大的孩子,焚琴煮鹤般囫囵吞书,唯读圣言,细嚼慢咽,顺天改命。痴迷古典乐,常年流连于歌剧、话剧、音乐剧现场,在音符的起落与台词的缝隙里,反复聆听关于破碎与救赎的隐喻。热爱暴走世界各地博物馆的艺术旅人,在绘画与雕塑的缝隙间,辨认神圣叙事的碎片。现居上海。步履不停,笔耕不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