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影触发了作者的深思：“面对最微小不堪的人，我们是跟做礼拜时一样看他人的后脑勺，还是与之面对面？”也许这是我们都该思考的问题。
作为今年金像奖11项提名以及2021年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电影，《浊水漂流》故事的吸引力在于，这是一部讲述社会底层被边缘化的片子。片中，吴镇宇、谢君豪、李丽珍、叶童等众港星一改光鲜亮丽的形象，变成了香港深水埗最贫穷、最落魄的露宿者。
《浊水漂流》讲述了香港深水埗天桥底下聚居的露宿者，如何在狭缝中生存的故事。电影改编自2012年深水埗通州街清场事件。2012年2月15日，食环署在无事先告知的情况下，会同警方清理街道，将在通州街与界限街交界露宿的数十名露宿者的家当，像垃圾一样扔进了垃圾车。
露宿者在社工的帮助下打官司，他们想要得到赔偿，更想要得到道歉。当年通州街事件后，导演李骏硕以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学生记者的身份，前往采访，因而认识了这群无家可归的人，随后将此事件拍成电影，搬上大银幕。
露宿者是垃圾，还是人？
片头字幕引用朱迪斯·巴特勒《剥夺》一书中的话：“当这个群体在街上睡眠和住宿，打理其生活环境及照顾彼此时，他们正公开展示其生存条件，并引证在经济及政治领域均缺乏的平等关系。”然而，这群无家可归者的声音却为其他各阶层所忽视。
片中，吴镇宇饰演的辉哥作为露宿者，游荡在深水埗，是香港最底层的人。监狱工作人员告诉出狱的阿辉不要再进监狱了。他想摆脱令人窒息的环境，但却无奈地说，外面只是一个更大的监狱罢了。在香港这个节奏飞快、由混凝土构筑起来的城市里，一幢幢建筑拔地而起，渐渐把他们挤出原本属于自己的狭小天地。
政府的清理车拉走了露宿者们的家当，扼杀了他们生活的最后一丝希望。阿辉愤愤不平地说，丢我的东西还说是垃圾，我们是垃圾，可能把我们也扔掉。
阿辉对世界的恐吓早已习以为常，他决定不再退缩，迎难而上。为了打赢官司，阿辉决心戒毒。阿辉在政府门前抗议的时候，对着前来的记者表示，我们露宿者希望政府能够公正地赔偿我们和公开道歉：“露宿无罪。”
结果，政府愿意赔偿，但是不会道歉。阿辉怒火难消，在公开道歉的问题上，不肯妥协；其他露宿者也因他的坚持，不欢而散。对辉哥这个角色，导演这样说：“其实他没有什么可以输了，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他对于人的最基本尊严很在乎。”
影片中，当露宿者的困境被媒体报道后，许多人前来探问。有扛摄影机的记者，有来帮他们义剪的发型师，有来做社会调查的大学生，还有来体验生活的大学迎新营。
李骏硕导演将这场戏处理得轻松幽默，背景音乐甚至有些轻快，仿佛是一种刻意的嘲讽。怜悯、同情与帮助，似乎成了廉价的施舍。而这样的同情与怜悯，通常来得快去得也快。当新闻热度散去，高架桥下的露宿者们，又恢复了他们无人问津的苦闷生活。
辉哥常说一句话：“深水埗是穷人住的地方！”这座城市对他们的需求，看不到，听不见。偶尔有人路过看见，扔下一枚硬币就走。
导演说：“以前在深水埗上学，每天经过通州街桥底，直行直过不以为然。直到露宿者被驱逐事件上了新闻，才令我走到他们面前，听他们的故事。然后每次回去，都面目全非。藩篱越建越高，社会越来越冷。”
谁来关心穷人
据了解，1975年，香港成立安置收容越南难民的营地，直到2000年6月1日最后一个难民营关闭，香港一共接收了近20万民众。影片中也出现不少来自异乡的角色，如谢君豪饰演的老爷便是来自越南的难民。
看着深水埗建起来的高楼，阿辉感慨万千，深水埗本来是穷人住的地方，如今在这里造这些昂贵的公寓，穷人能住在哪里？这是他必须每天面对的现实，无奈的现实也逼着他不得不做出选择。
香港著名小说家刘以鬯在小说《蟑螂》里写到香港生存现状时说，香港就是这样一个“不均”的地方。“有”的人有得太多，“无”的人非冻毙街头不可。
阿辉厌恶了如同一潭死水的生活，但是离开浊水谈何容易。阿辉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危险，活着的希望也很渺茫。觉得死也要有尊严的阿辉，最后因为政府不肯道歉，而拒绝政府的赔偿。
电影的最后一个场景不仅令人感叹，也使人触动，在我脑海深深定格。阿辉在一把火中丧失了生命。燃烧起来的火焰沿着桥下的桥墩向上突蹿，桥下车道上的车辆呼啸而过，仿佛看不到一个生命的离开。
更讽刺的是，辉哥其实知道，即便自己死了，也换不回什么。他早在之前记者采访时说过：愤怒本身毫无价值，无人围观。愤怒燃烧殆尽后的悲剧，才是供人咀嚼的养料。愤怒没有任何意义，或许死亡会有些意义，以此唤醒人们沉睡的心。
就如辉哥所说，他是生活在监狱笼子里的人，笼子外的人难以体会他所受的对待。他不想放弃这块穷人生存的仅有之地；如果他放弃了，这里的情况也许不会有任何改变。妥协就意味着不公者的胜利。人一旦有了心中向往之地，他就会坚持下去。
《浊水漂流》借露宿者事件，重新唤起社会对边缘一角的关心重视，辉哥说：“没有人关心我们真正的需求，只关心我们在这里睡了多久？为什么流落街头？为什么坐牢？为什么吸毒？我只要求政府赔偿我们的损失，要求政府跟我们道歉。”至今，这一句道歉迟迟未来。
这些年他们的生存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。电影只留下黑屏里的一串字幕：2012年，19名露宿者与政府达成和解协议，每人获发赔偿两千元。然而，两名露宿者于漫长的官司结束前已经逝世，政府拒绝为清场行为道歉，并至今持续驱赶露宿者。
当希望变得渺茫时，电影中还闪烁着一丝微光。值得关注的是，电影中出现了“北河同行”为露宿者免费派饭的一幕。“北河同行”是一间开在深水埗的茶餐厅。它以关爱社会基层为宗旨，为街坊提供物美价廉的食物，也会定期在区内免费派饭。
“北河同行”的老板陈灼明曾坦言：“我虽然不是基督徒，但在派饭行动中，也从基督徒身上学习到‘以爱和宽恕对待人’的精神。未来希望可以学习更多，令我们的活动办得更好！”由此可以看到，基督徒群体对露宿者群体的影响。
与穷人做邻居
片中也能看到一些信仰元素。阿辉的小屋门上贴着喜传佳音。宝珮如饰演的兰姑住进公屋后，用餐时会谢饭祷告。
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耶稣愿意与穷人做邻居，他与税吏共进晚餐，与妓女交谈，提醒他们自身的价值；由此，教会也一直对边缘群体有负担。而许多人一生都在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耶稣所服事的人。
与喜乐的人同乐，与哀哭的人同哭。喜乐容易，但哀哭难。因为这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。但事实上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，那就要怀疑自己是否真像耶稣那样活在爱的诫命中了。
作家杰弗逊•贝斯克（Jefferson Bethke）曾写到：在我们做礼拜的时候，总是看会众的后脑勺儿，而不是看他们的脸，这样的情形不会对我们造成威胁；但在餐桌上或者当我们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们会看着他们的眼睛、他们的表情，这些常常会让我们感到良心不安，从而迫使我们选择行动。作为教会，我们应该在他人需要的时候，更多地面对彼此。当我们没有转移视线选择走开，而是愿意看到彼此的现实需要时，我们就可以成为那位良善的好撒玛利亚人。
我的邻居是一位信主多年的基督徒，虽然她不常关心国家大事，但是身边的小事，她都看在眼里，放在心上。她看见谁家缺衣少食，就会时常把自家种的新鲜蔬果送给人家一些。冬天她也会提着储藏的大白菜送人。村里遇到灾年，她一定积极募捐，带着教会一起响应。
在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，是向我们的邻居展示一种持久的爱，这表明我们不仅仅关注自己的需要；相反，我们的邻居和他们的需要比我们的舒适更重要。
《浊水漂流》，不只是香港的《浊水漂流》，也是世界上每一处艰难生存、为生存抗争人群的《浊水漂流》。基督徒可以成为给被污染的浊水带来净化的净化器。爱的活水，如同一股细流，可以渐渐地让浊水变为清澈的水，让鱼儿不再挣扎窒息。
